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

1、指揮部

2016年5月，中共涼山州委一紙命令，涼山州雷波縣縣長王永貴調任涼山州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州扶貧和移民局局長。

王永貴上任之際，規(guī)格頗高。州委組織部部長親自到雷波去接，到了州里，州委書記林書成親自找他談話。

王永貴知道，組織上這番舉動，既是對他個人的重視，更是對他即將擔任的這個職務的重視。2015年至2020年，是國家，也是大涼山脫貧攻堅的最后一戰(zhàn)，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脫貧攻堅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難啃的硬骨頭，特別是“三區(qū)三州”地區(qū)，不僅貧困發(fā)生率高、貧困程度深，而且基礎條件薄弱、致貧原因復雜、發(fā)展滯后、公共服務不足，有的地方可以用“有天無地、有山無田、有人無路”來形容，脫貧難度更大。王永貴在涼山工作多年，從基層到機關，又曾主政一方，對大涼山地區(qū)的貧困成因、貧困程度，了解得再清楚不過了。更讓他耿耿于懷的還有一種現象：多年來，大涼山一直有兩副模樣：一個模樣是安寧河谷一帶，這里土地肥沃，陽光水源充足，一年四季，稻菽果蔬，百里飄香，與內地一流的農業(yè)縣相比毫不遜色，像西昌市，進入了全國百強縣，全省排名第七；另一個模樣則是二半山區(qū)和高寒山區(qū)，這里土地貧瘠，冰凍期長，只能出產土豆、玉米、蕎麥，而且廣種薄收，貧困疊加，群眾生活十分困苦。在片面追求政績的思想指導下，資金自然向安寧河谷傾斜，至于貧困縣，則是在公路邊搞一兩個萬能參觀點，供上級參觀用；在使用干部時，也是把能力強的干部放在公路邊上窗口地區(qū)，能力差的則放到偏遠貧困地區(qū)，這樣做，造成的結果就是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王永貴跟我們做過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內地的貧困縣，就像一件衣服破了幾個洞，一針一線，巴巴適適地補上、補好就行了。涼山不一樣，這件衣服全是洞，一個連著一個，怎么補？有一組數字他記得很清楚：截至2015年，全州11個貧困縣，2072個貧困村，貧困人口達到97萬，貧困發(fā)生率19.8%！要想在2016年至2020年短短的五年時間里甩掉大涼山戴了多年的貧窮帽子，簡直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州委書記林書成見到王永貴之后，開門見山，言簡意賅：“第一，涼山脫貧攻堅任務非常艱巨，扶貧局擔子非常重，需要一個很強的干部，州委選擇了你，希望你不要辜負組織上的期望；第二，你對涼山的情況很熟悉，基層工作經驗豐富，有做好這項工作的基礎；第三，要把全部心思、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把班子建設好，把隊伍帶起來，只能成功，不能失��！”

面對州委書記刀刃一般的目光，王永貴直言不諱：“我首先要感謝組織的信任，但是，我怕我做不好工作，要拖累你們領導，害你們丟烏紗帽……”

州委書記林書成打斷他的話：“我們頭上的烏紗帽事小，大涼山脫貧事大。打不贏這一場戰(zhàn)役，我們就是千古罪人，對不起黨，也對不起大涼山幾百萬各族兄弟！”

州委書記把話說到這個程度，王永貴無話可說。

他肅然起立：“保證完成任務！”

王永貴于1973年出生在一個地地道道的彝族家庭，兄弟姐妹5個，他是老大，父母對他的希望也最大，為他取名拉馬克地，“克地”在彝語里，是疆域的意思。父親是一名有著3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在村子里德高望重，唯一的缺憾就是沒有文化，所以非常希望小克地能好好讀書。他說：“只要你能讀得起，再多的錢我也供你！實在讀不起了，就回來，我給你找個媳婦。”

小克地沒有給自己留后路，讀書非�？炭唷Ｋ�很幸運，遇到一位好老師。老師告訴他：“漢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你會從這個民族身上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你要了解這個民族，融入這個民族。我給你取一個漢族名字，王永貴。王，是漢族里的大姓，貴是價值高、分量重，值得珍惜與重視，也可以形容一個人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優(yōu)越性、關鍵性，比如像畢摩那樣的人。”

王永貴很爭氣，成績不錯，小學畢業(yè)后考進省會成都第28中學民族班，成績仍舊優(yōu)秀，順利地考上了大學，讀的是西南民族大學當時最好的畜牧畜醫(yī)系，成為拉馬家支里第一個大學生。大學畢業(yè)后，作為省委組織部的選調生，他被派到涼山州美姑縣巴普鎮(zhèn)當鎮(zhèn)長助理，而后當副鄉(xiāng)長、鄉(xiāng)長，28歲當上了副縣長，然后在幾個貧困縣輾轉任職，2014年就任雷波縣縣長時40歲出頭，年輕有為，也算是拉馬家支里最大的官。

扶貧局是2014年成立的新機構。在此之前，這項工作由扶貧辦公室負責。2014年，扶貧辦與移民局合并，成為扶貧和移民局。在50多個州級機關里，扶貧和移民局屬于比較邊緣化的單位。王永貴不能容忍的是，在每年州級機關績效考核中，扶貧和移民局經常都是排在最后幾名。他覺得非常難以理解。他到各個科室做了一番調查，發(fā)現主要問題還是精神狀態(tài)。扶貧和移民局的同志，比較習慣機關的按部就班，比較習慣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沒有那種主動出擊的精神頭，沒有那種大戰(zhàn)即將打響、必須全力以赴的臨戰(zhàn)狀態(tài)。而且，科室的設置也不盡合理。在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王永貴拿出了一個機構調整方案，報給分管領導州委副書記陳忠義。

陳忠義既是涼山州脫貧攻堅指揮部副指揮長兼辦公室主任，也是州編委主任。陳忠義非常支持，在脫貧攻堅這場戰(zhàn)役中，扶貧局應該是謀劃方略的參謀部，應該加強。新方案增加了三個科室，局領導班子也做了調整。既然是調整，自然有上有下，有人不滿意。王永貴說：“我們現在是上戰(zhàn)場，不是進療養(yǎng)院、養(yǎng)老院，必須跑步前進！我們面臨的敵人那么強大，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團隊，是要死人的，是要打敗仗的�！�

從此，扶貧和移民局“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風氣為之一變。有一個排名很能說明問題：2016年底，在州直機關綜合目標考核中，扶貧和移民局第一次甩掉落后的帽子；2017年，作為第15名跨進由前20名組成的第一方隊；2018年，被評為第10名，連續(xù)3年獲得涼山州“綜合目標”績效考核一等獎。

在這期間，王永貴還有一個驚人之舉：要官，明目張膽地向組織上要官。要的什么官？州脫貧攻堅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一職。涼山州脫貧攻堅指揮部是個規(guī)格很高的指揮部，州委書記、州長任指揮長，下設辦公室，簡稱“脫指辦”，由州委副書記陳忠義擔任辦公室主任，負責統(tǒng)籌全州脫貧攻堅工作。近些年來，精簡機構，減掉了不少臨時機構，由一、二把手親自擔任指揮長的指揮部十分罕見。指揮部相當于軍隊的司令部，負責發(fā)號施令，調度各單位協同作戰(zhàn)。地方政府但凡成立指揮部，就說明這項工作的意義極其重大，時間極其緊迫，而且必須調集所有能夠調集的力量。對于大涼山脫貧攻堅、改變大涼山數百萬各族群眾命運這場大戰(zhàn)役而言，確實需要這樣一個統(tǒng)帥機構。

王永貴向陳忠義陳述的理由很充分：“扶貧和移民局的工作牽涉面極廣，經常與州直機關的幾十個局打交道，但都是平級單位，說話不好使，有個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有利于工作。再說，也是一個正縣職，也沒有升個一官半級，也沒有增加一分錢工資�！�

陳忠義一聽，覺得很有道理，王永貴本來也有一個州政府副秘書長的身份。他報請州委書記、州長，把王永貴增補為辦公室副主任，并且協助他主持辦公室日常工作。

至此，王永貴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協調其他部門也是“師出有名”。在年底縣級領導班子換屆之際，他向州委、州政府和州委組織部領導匯報縣級扶貧系統(tǒng)領導班子現狀和人員配備情況，提出縣級扶貧系統(tǒng)領導班子人員配備建議供領導參考；建議州委重新調整州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單位，把與脫貧攻堅工作相關的76個州級部門全部納入涼山州脫貧攻堅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全體副州級及以上領導均擔任州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副組長，下設10個攻堅工作小組，落實州級領導聯系縣、縣級領導聯系鄉(xiāng)和村、鄉(xiāng)鎮(zhèn)領導聯系村民小組、一般干部聯系到戶制度，州縣鄉(xiāng)村四級干部抓扶貧的工作模式在涼山全面啟動并取得成效，形成了“千斤重擔人人挑、人人肩上有責任”的新格局。

王永貴還提出建立“州委脫貧攻堅抓落實督導機制”。陳忠義非常贊同，報請州常委批準后，抽調一批優(yōu)秀干部，組建6個州委脫貧攻堅抓落實督導組，由縣級領導干部帶隊，常駐11個深度貧困縣，暗訪到村、督察到戶，直至脫貧摘帽，針對問題發(fā)“點球”，要求牽頭部門及時制定整改措施，明確整改完成時限，限期銷號。

這是一項面對面、動真格，甚至必須“刺刀見紅”的短兵相接。“脫指辦”的葉曉霞就經常碰到這樣的事兒：

下鄉(xiāng)督察，碰上下大雨，進村入戶的道路泥濘不堪，車子肯定是進不去的，縣里的同志說：“別去了，我們把村里的同志喊來好了。”

葉曉霞不聽，執(zhí)意要去，挽起褲腿就走，不小心摔了個跟頭，腿摔腫了，胳膊肘摔破了�？h上的同志過意不去。其實，他們不知道，這個身材嬌小的女子，剛參加工作就上了高寒山區(qū)貧窮鄉(xiāng)，之后還當過副鄉(xiāng)長，很是經受過一番磨煉。有一次，她從西昌搭乘摩托車回鄉(xiāng)里，走到半路上，山上滾下來一塊大石頭，擦著她的頭發(fā)，砸在她身后的摩托車架上，把她捆在摩托車后架上的一箱方便面砸得粉碎，摩的師傅用了全部力氣才撐住摩托車，沒有翻下山去。然后，這個罪魁禍首、這塊石頭又彈起來，掉到了懸崖下面。葉曉霞真的是與死神擦肩而過！結果怎么的？她還不是抹一把冷汗，繼續(xù)上山。

其實，最讓她惱火的還不是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艱苦，而是基層一些同志的工作作風問題。有一次，一個村子擬退出貧困村。葉曉霞代表“脫指辦”前去檢查驗收。到了貧困戶家里，在與貧困戶面對面問話、填寫問卷時，她還沒說話呢，村里的干部先走到戶主面前，用彝語跟戶主交代，這個話要怎么說，那個話要怎么說，什么話又不能說。他不知道，葉曉霞雖然是個漢族姑娘，卻是非常刻苦地學過彝語的。葉曉霞很生氣，她把這個干部單獨喊出來，當即用彝語問他：“你為什么不讓老鄉(xiāng)自己說呢？我們要了解的就是最真實的情況，什么都按你教的說，那不是欺騙我們驗收組嗎？”

這個干部大吃一驚，滿臉通紅，當場就傻了：“葉姐，葉姐，你會彝語嗦。我還以為……”

“我要是不會彝語，就要被你瞞過去了�！�

葉曉霞緩和了一下口氣說：“我也在基層干過，我知道基層工作的難處。不過，脫貧攻堅可不能弄虛作假，謊報軍情，那可是犯罪！有問題不怕，也很正常，我們來驗收，就是要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把問題解決了，這樣的脫貧才是真脫貧！”

一番話，說得那個干部面紅耳赤，低下了頭，隨即做了誠懇的檢討。

事后，有人把情況反映到王永貴那里，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們的小葉真是辣喲，一點情面都不給下面的同志留�！�

王永貴說：“我們的小葉還是留了情面的。在戰(zhàn)場上，打仗的時候，謊報軍情只有一個結果，砍腦袋！”

中國要在2020年徹底消滅持續(xù)了幾千年的絕對貧困，涼山州是重點之中的重點。國家關注，省里關注，兄弟省也關注。王永貴作為涼山州扶貧開發(fā)局局長，和國家扶貧辦的領導，省脫指辦、扶貧局的領導多有來往，他們對王永貴有一個共同的評價：永貴報的情況，真實！可靠！

聽到這話，王永貴覺得，自己的辛苦，值了！

2018年3月，王永貴赴京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會議。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向與會者介紹：“這是我的小兄弟。我叫劉永富，他叫王永貴。我倆的名字一個有富，一個有貴，合起來就是富貴。我們就是要讓貧困群眾早日脫貧，過上永遠富貴的生活！”聽了這番話，王永貴頓時覺得肩上的擔子又重了幾分。

2019年9月底，王永貴又一次來到北京。不過，這次，他不是為工作而來，他是作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參加表彰大會，并受邀觀摩70周年大典活動的。這是何等榮耀的事�。⊥跤蕾F很是激動。10月1日，他穿著一身傳統(tǒng)彝族服裝，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側的觀禮臺上，觀看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盛典。在歡呼雀躍的人潮中，他分明看見了他的彝族父老、彝族兄弟、彝族姐妹……正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起，奔向明天。

2、數字戰(zhàn)爭

王永貴之所以在回答上級詢問的時候有底氣，是因為他心里有數，這個數，是由扶貧局一個龐大的數據庫支撐著的。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之后，國家扶貧辦行動非常快，他們迅速組織力量，開發(fā)了一個名為“全國扶貧開發(fā)信息系統(tǒng)”的大數據平臺，下設管理、分析、項目、決策等子系統(tǒng)，要求將全國貧困縣、貧困村乃至貧困戶的基本信息全部錄入，他們的設想是，只要進入這個平臺，鼠標一點，就可以了解全國任何一個貧困縣、貧困村，乃至任何一位貧困戶的基本情況。不得不說，這個構想夠大膽、夠前衛(wèi)，而且也抓到了點子上。試想一下，連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的底數都搞不清楚，談何精準呢？況且，進入信息化社會之后，這種看似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現在完全有條件實現。

2014年4月，國家扶貧辦在重慶舉辦培訓班，推廣這個平臺，培訓相關人員。國家扶貧辦明確要求全國市州以上扶貧局派人參加。當時在涼山州扶貧局信息科工作的王在超接到通知，去參加培訓。他知道，與兄弟市州相比，涼山州不管是硬件還是軟件都有很大差距，要想方設法趕上去。他向領導報告：這個國家級的培訓機會千載難逢，能不能讓全州每個市縣都派一兩個人參加呢？反正就在重慶，也不遠，自費也行。

領導同意了，讓王在超通知各市縣，并且讓他帶隊。涼山州參加培訓的人員數量是全省最多的。

培訓是由國家扶貧辦公室下屬的信息中心組織的，請了熟悉系統(tǒng)的信息工程師講課，王在超和同伴們大開眼界。結果卻讓他們壓力巨大。原來，國家扶貧辦公室要求，培訓結束后2個月，平臺必須交付使用。

時間太緊張了。王在超回來后，立即起草報告，領導批準后，立即開始采集數據，只有把數據收集齊了，才能將其正式錄入全國扶貧開發(fā)信息系統(tǒng)。

這是一項極為浩大又極為繁瑣的工程。涼山州有11個貧困縣，非貧困縣也有相當數量的貧困村，初步估算了一下，有2072個；還有貧困戶，截至2015年，貧困人口的數量達到67.6萬，貧困發(fā)生率15.1%。根據國家扶貧辦的要求，一個貧困戶的基本信息就有200多項。如果在內地其他地區(qū)，一個村子有村委會，可以負擔這項工作，實在不行，縣鄉(xiāng)鎮(zhèn)支援一下也沒問題�？墒�，大涼山，許多村委會干部都是文盲半文盲，根本指望不上。好在當時每個貧困村都派有由縣鄉(xiāng)干部組成的駐村工作隊，這個任務就交給了他們。隊員們挨家挨戶，問明情況，進行核對，然后記錄在案。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基層普遍反映，一個貧困戶要收集200多項數據信息，實在是太多了。國家扶貧辦從諫如流，進行精簡，把200多項數據砍掉了2/3，只保留了80余項。到2014年8月底，全州數據采集工作基本完成，10月，基礎架構完成。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難盡。許多人通宵達旦守在機房里，哪怕家就近在咫尺，也無暇顧及，甚至有夫妻因此鬧起離婚來……

然而，成果也是巨大的。國家扶貧辦提出的目標基本實現：大涼山11個貧困縣2000多個貧困村60多萬貧困人口的信息，全部進入了國家數據庫。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有權限進入這個數據平臺，就能找到想找的那個貧困縣、那個貧困村乃至任何一位貧困戶的信息。

王永貴告訴我們：“與易地搬遷、彝家新寨和發(fā)展產業(yè)那些展現在人們面前的、轟轟烈烈的工作相比，這項工作鮮為人知�？墒俏抑�道得非常清楚，這群無名英雄完成的是一場革命，一場信息革命。就像打仗一樣，敵人在哪里，敵人有多少，裝備了什么武器，這些都搞不清楚，這場仗怎么打？所以說，翔實的信息數據為大涼山打贏脫貧攻堅這場戰(zhàn)役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它的重要性，怎么說也不過分！”

王在超也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領導，要求嚴，脾氣大，批評人不留情面，而且，一個“實”字當頭，發(fā)現問題，不推，不拖，不解決不撒手！雖然時刻如坐針氈，但是，那未必不是一種長鳴的警鐘。

其實，對于王在超和他的同事們來說，數據庫的建立只是第一步，大量的工作在于數據庫建立之后，用他們的術語來講，就是要定時進行數字清洗。比如說，2014年對貧困戶進行識別的時候，這戶人家要供養(yǎng)一個在讀大學生，因此被評定為貧困戶。到了2016年，這個大學生畢業(yè)了，找到工作了，他們家的經濟狀況就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因此，數據庫也要進行動態(tài)管理。王在超就不止一次碰到過類似的情況。有一次，他發(fā)現，有一個四川瀘州的大學畢業(yè)生考進了涼山州人事局。而這個大學畢業(yè)生的家是單親家庭，兩個孩子都在讀書，2014年識別時確定的貧困戶�，F在，這個孩子考上公務員，家庭有財政供養(yǎng)人員，就不能再享受貧困戶的待遇了。王在超把這個情況跟瀘州方面做了核對，然后又報到省里，做了糾正。

該進入貧困戶系列的沒有進入，該退出的沒有及時退出，反映的是動態(tài)管理沒有跟上。四川省扶貧局也發(fā)現了這種現象。2016年底，下發(fā)文件，要求全省開展大排查，進行“精準識別回頭看”。

王永貴看到文件，立即召集會議，在上級文件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回頭看”的“八個比對”，其中包括有沒有車、有沒有房（商品房）、有沒有財政供養(yǎng)人員、有沒有經商辦企業(yè)、有沒有購買商業(yè)保險、有沒有非農業(yè)人口等等，同時，與公安系統(tǒng)錄入的家庭基本信息進行比對，做到應納盡納，應出盡出。

州委副書記陳忠義看到后，十分贊賞，立即簽發(fā)。

這次“回頭看”，新增加了2653戶貧困戶9826人。在這次“回頭看”的過程中，他們發(fā)現了另一個突出問題：全州有7萬多人沒有身份證件。原因十分復雜，有超生怕處罰的因素，也有出生登記怕麻煩的因素，還有基層管理人員法治意識淡薄的因素，也是一個多年積累而成的問題。

陳忠義專門召集扶貧、公安和民政部門的同志研究，給省里打報告，建議給予這批特殊群體特殊政策。最后，國家專門針對涼山州這一特殊情況做出安排，以6個9開頭的編碼形式，將這批群眾的信息編碼錄入，頒發(fā)臨時身份證。陳忠義專門要求公安部門的同志，在火把節(jié)和彝族年期間，盡可能多地安排干警深入基層，特別是深入邊遠山村，為這批群眾補辦身份證。盡管這批群眾流動性很大，到目前為止，7萬多群眾中已經有6萬多人領到了正式身份證。

3、守住底線

譚柏第一次聽到“精準扶貧”這個詞兒，是在2014年3月間。當時，省委組織部部長范銳平同志送涼山州相關領導赴任。返回省會成都的路上，他對基層黨組織建設進行調研，來到甘洛縣則拉鄉(xiāng)。這里是涼山州傳統(tǒng)的貧困地區(qū)。座談會上，范銳平問：“現在，基層最關心的事情是什么？”

參加座談會的人面面相覷，一個個頭中等的女同志撩撩頭發(fā)：“我先說，說得不對請領導批評�！�

范銳平點點頭。

“我覺得，我們最操心的是信訪工作�！�

“哦？你是——”

“我是鄉(xiāng)長譚柏�！�

“好，你接著說。”

“我們這兒是出了名的貧困地區(qū)，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民政部門制定的低保政策、優(yōu)撫政策和下撥的扶貧資金，量太少，杯水車薪，群眾不滿意，意見大，上訪的多，我們鄉(xiāng)政府管控壓力太大了�！�

范銳平說：“嗯，這種現象，你們這兒有，大涼山許多地方、全省許多貧困地區(qū)也有，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我們的扶貧工作的思路存在情況。不知道同志們注意到沒有，去年秋天，習近平總書記到湖南花垣縣十八洞村調研，提出了一個理念，叫精準扶貧，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反復強調了這個理念。我覺得這個理念非常好，非常及時，非常有針對性，是我們今后扶貧工作的重點。我們在貧困地區(qū)工作的同志，只要充分地、深入地認識這個理念，就能為我們做好扶貧工作走出一條新路子來。”

范部長的話確實有一種醍醐灌頂之感。他走之后，譚柏立即著手收集精準扶貧的資料，迫不及待地開始學習研究。

緊接著，2014年6月，甘洛縣在縣職業(yè)中學的大會堂里召開精準識別動員會，全縣所有鄉(xiāng)長、專職扶貧干部參加。也是在這個會上，譚柏第一次聽見一個說法：要改變以前的扶貧方式，把大水漫灌變成精準滴灌。縣委、縣政府要求，以當年家庭人均年收入2736元為線，對貧困戶進行建檔立卡。會上，還給譚柏所在的則拉鄉(xiāng)分配了100多個貧困戶的指標。譚柏心里嘀咕：全鄉(xiāng)4個自然村，8000多戶人家，何止100多個貧困戶啊！

嘀咕歸嘀咕，工作還得做。譚柏主張，鄉(xiāng)政府一班人也同意，則拉鄉(xiāng)的建檔立卡貧困戶，要優(yōu)先考慮三種人：第一種，家里正在受教育的孩子多的；第二，家里有重病、重癥的；第三，五保戶家庭。有房有車的，不能考慮；在職干部，不能考慮；有違法亂紀的，不能考慮。

盡管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實際操作起來，仍然引起種種矛盾。鄉(xiāng)里村上的群眾看見上面動靜這么大，用腳指頭想一想也知道，能評上貧困戶，后面的好處肯定多得很。因此，群眾評議經常是吵成一團：他家能評，我家跟他一樣，就比他家多了一只羊、兩只雞，為什么不能評？有的干部也想趁機伸手，為親朋好友謀取利益。

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則通報引起巨大震動：國家審計署在審計廣西馬山縣“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扶貧工作落實情況時發(fā)現，該縣認定的扶貧對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其中有343人屬于財政供養(yǎng)人員，有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43人在縣城購買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為個體工商戶或經營公司。這么多人把黑手伸向了扶貧這項國策！廣西區(qū)委、區(qū)政府領導極為震驚，下決心用重典處理了100多名干部。

這記警鐘敲得正是時候，譚柏和她的同事們立即警醒起來。事實上，只要干部出于公心，就能把一碗水端平，即便出現失誤，也是能夠被群眾理解的。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考察時，提出了扶貧開發(fā)工作“六個精準”的基本要求，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傲鶄�精準”的提出，為精準扶貧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則拉鄉(xiāng)精準識別取得了初步成效。

為此，譚柏和同事們還描繪了精準識別的線路圖，用圖文并茂的方式解釋精準識別的全過程，對每個環(huán)節(jié)加以說明，介紹鄉(xiāng)村基層組織的職責。州委書記林書成看見之后，很是贊賞。201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到則拉鄉(xiāng)調研，也覺得這個鄉(xiāng)黨委政府有想法，把作戰(zhàn)圖描繪出來，很形象，可以讓大涼山更多的鄉(xiāng)村干部一眼就看明白。

2016年換屆，基于譚柏的出色表現，縣委縣政府有意讓她參選副縣長一職，不料，縣里的動議上級沒有批準�？h里領導怕譚柏有壓力，找她談話。譚柏呢，要是說沒有一點挫折感是假的，但是，她很快就想開了，她向縣里領導表態(tài)：沒關系，只要有事做就行！縣委領導想了想，她對扶貧攻堅工作比較熟悉，就把她放在剛成立的縣脫貧攻堅指揮部，算是幫助工作。譚柏當即就去了脫指辦。她在脫指辦待了8個月，一天也沒閑著，成天往下跑，跑遍了全縣208個貧困村。當時，她想的是要為指揮部決策提供情況，沒想到歪打正著，倒為她后來的工作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2017年2月，組織上正式任命她為縣扶貧移民局黨組書記、局長。

擺在譚柏面前的，是一個極其嚴峻的局面：上級已經確定，甘洛縣要在2019年底摘帽，也就是退出國家級貧困縣的行列。2017年，全縣208個貧困村，要退出92個，涉及貧困人口25005人的減貧任務。其中，20858人屬于易地搬遷，5536人參加彝家新寨建設項目。也就是說，在2017年底之前，這25005人必須住進新房子。唯一一個好消息是，扶貧移民局的賬上有錢，3億多元的專項資金。

第一眼看到這個數字，譚柏幾乎絕望了。這怎么可能完成？一年，不，沒有一年了，在二半山區(qū)，九十月份就要封山了，滿打滿算只有半年多的時間，要蓋起幾千套房子來，可能嗎？就是神筆馬良用筆去畫也畫不出來��！錢是有啊，可是，錢能立刻變成沙石、鋼筋、水泥嗎？能迅速變成新房子嗎？

絕境之中，有的人選擇絕望，有的人卻選擇絕地反擊。譚柏選擇了后者。絕境激發(fā)起譚柏血脈中的血性。譚柏的父親是一名軍人，一名優(yōu)秀的、有血性的軍人。只是他年紀輕輕就因公犧牲了，其時，譚柏才出生7個月。譚柏是被父親的撫恤金供養(yǎng)長大，直到考上大學的。她對父親并沒有什么清晰的記憶，只是每當看到戰(zhàn)爭片里軍人跳出戰(zhàn)壕、沖鋒陷陣的場景，她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在她的想象中，父親就是那樣的人。

譚柏來不及和同事們寒暄客套，上任就布置工作，首先要把所有易地搬遷和彝家新寨的規(guī)劃拿出來；其次是拿出各種戶型的設計圖；再次是選址放樣……4月開工！

畢竟是涉及幾億元資金的項目，涉及數萬名貧困群眾的安置，國家、省上、州上不斷有工作組下來臨檢、突檢，局長自然不能缺位。譚柏白天要陪同各級工作組，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和同事們碰頭湊情況，然后，9點鐘之后，再往各個鄉(xiāng)鎮(zhèn)村子跑，村子里也是燈火通明，安置點夜以繼日趕工程。一個晚上跑幾個村子下來，就是凌晨兩三點鐘了，瞇一會兒又該起床迎接更加忙碌的一天……

2017年7月，甘洛縣迎來一次規(guī)格最高的檢查，是國家審計署駐成都特派專辦針對扶貧領域的專項審計。扶貧移民局首當其沖。譚柏作為局長，自然是“照顧”的重點人物。她第一次領略了國家層面審計與審核的正規(guī)、嚴謹。譚柏倒是不怕，身正不怕影子斜。即便如此，人家還是挑出了不少問題，弄得她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出了一身的汗。

最后，這位特派員找譚柏談話：“這些天不輕松吧？希望你不要介意啊。我們知道，扶貧干部因為涉及的資金面最大、工作任務最繁重，心理壓力最沉重，接受的檢查最多，一旦出現問題受到的處罰最嚴。這是因為在扶貧一線工作的同志，一舉一動，代表著我們黨的形象，我們政府的形象。這樣的檢查，一方面是查找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給同志們提個醒，必須要懂得什么是規(guī)矩，什么是程序，一定要吃透、搞懂。然后，無論出現什么情況，按規(guī)矩辦事，按程序辦事！這既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對自己的保護！不能只憑借一腔熱血，更不能蠻干。否則，一旦出現問題，是不會有人替你擔責的。懂得這一點，你會終身受益�！�

這番話給譚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國家關于扶貧攻堅政策中，有一個“四到縣”的概念，就是目標到縣、任務到縣、資金到縣和責權到縣�？墒牵�到縣之后，這四個內容分屬不同的部門，正是由于分屬不同部門，牽涉不同部門的職、權、利，容易扯皮，國家專門制定了一條政策：所有涉及脫貧攻堅的資金，到了縣這一級，都可以整合使用。但是，國家也明確規(guī)定，這項政策，執(zhí)行到2020年為止。

譚柏把這項政策吃透了，接著，她要把這項政策用好、用足。

在易地搬遷和彝家新寨建設中，極度貧困村和貧困村都有一筆基礎建設資金。按照以往要求，每個村民小組要修一個活動壩子。譚柏一算，一個村子大都有好幾個村民小組，如果每個小組修一個壩子，資金就分散了，而且只能修一個非常簡陋的小壩子。能不能把這筆資金集合起來使用呢？在一個村子里修一個綜合體，里面有村委會辦公室，有黨群活動中心，有衛(wèi)生室，有幼兒園，還有運動場，村民不就有集體活動的場地了嗎？

她的想法受到鄉(xiāng)鎮(zhèn)和村干部、群眾的熱烈歡迎，這個做法很快推廣開來。

2017年11月，譚柏接到一個010開頭的電話，她以為是騙子，就掛掉了；接著，她又接到一個028開頭的電話。她接了，原來是四川省脫貧攻堅指揮部辦公室的同志打來的：“譚局長啊，你怎么回事喲，國扶辦的電話你都敢掛！”

譚柏連忙解釋。

“那我現在正式通知你，這個周六之前，你趕到北京。要召開一個脫貧攻堅座談會，請在脫貧攻堅一線工作的同志參加，你是全國唯一一個縣級扶貧局長，你要發(fā)言的，早點做好準備。”

到2017年底，甘洛縣按計劃完成了92個貧困村、25005名貧困人口的減貧任務。第二年，也就是2018年3月，譚柏入選2017年感動涼山十大人物，第一個走上主席臺。

“脫貧攻堅是目前我州最重要的政治任務，而她作為涼山11個深度貧困縣唯一的女扶貧移民局長，身上肩負著全縣上下7萬多貧困村民的脫貧希望！”

“日夜兼程，身為局長的你奔波在扶貧和移民戰(zhàn)線上，足跡踏遍村村寨寨，使甘洛的攻堅工作佳訊頻傳……”

那一刻，素來堅強的譚柏忍不住熱淚滾滾……

4、最亮的星星

王秀英記得很清楚，2018年12月17日是星期一，她早上7：40送兒子上學，先出的門。丈夫海格牛牛把他們送到門口。

兒子扭頭說：“爸爸再見！晚上陪我踢足球喲！”

海格牛牛病懨懨的臉上露出明亮的笑容，跟兒子擺了擺手。

王秀英叮囑了一句：“記得，一定去看�。〔荒芡�！”

“好好，我先去看病，再去上班！”

海格牛牛和王秀英是在涼山日報社工作時認識、相愛，然后結婚的。后來，海格牛牛到涼山州史志辦任副主任，王秀英也調到民族中學辦公室。工作聽起來清閑，其實也很忙。頭天是星期天，他們兩口子帶著兒子到邛海邊去玩，玩得肚子餓了，就買了幾串燒烤吃，她沒事兒，兒子也沒事兒，丈夫卻不對了，拉肚子拉個不停。

誰也沒想到，這是他倆見的最后一面，也是5歲的兒子跟爸爸見的最后一面。

后來，王秀英后悔啊，她責怪自己，為什么不和丈夫多說幾句話呀！為什么？為什么？這時她才知道，世間最大的遺憾，是不曾好好告別。電影《后會無期》里有句臺詞說：“每一次告別，要用力一點；多說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原來，在這人世間，最大的遺憾不是失去，也不是離別，而是擁有的時候沒有好好珍惜，分開的時候不曾好好告別。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很多人會和我們相伴到老，所以擁有的時候，很少會覺得自己是多么幸運，直到失去，才發(fā)現原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走到最后，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們走一程。

12月16日上午，海格牛牛去醫(yī)院看病、拿藥，然后趕到辦公室；下午4點，搭車趕往越西縣爾覺鄉(xiāng)彩洛村，這是海格牛牛所在州史志辦的幫扶聯系村。冬天到了，州直機關開展暖冬行動，目的就是幫助那些住在二半山區(qū)和高寒山區(qū)的群眾過冬。彩洛村海拔倒不是特別高，低處只有2380米，高處不過2600米，可是，村子立在一個光禿禿的山頭上，風特別大，溫度特別低。海格牛牛到了村子，把行李放在村委會的活動室里，然后就在村子里入戶，一家家地走，一戶戶地問：冬天到了，穿的厚衣服有沒有？墊的褥子蓋的被子夠不夠？吃的糧食呢？取暖的青岡炭呢？燒炭取暖千萬要注意通風哦！

老鄉(xiāng)也不跟他見外，一進屋，就拉他在火塘旁邊坐下，倒兩杯辣嘴辣腸子的苞谷酒，一碰，干了！

自從這個村子成為史志辦的聯系村，海格牛牛每個月都要到村子里來，每次來都要住上好幾天，每戶人家都要走到，人都熟得很了。彩洛村原本是個大村，派出所本本上統(tǒng)計的，有1000多人，可是，死了的、走了的，包括嫁出去的，都不銷戶，等他們入戶調查，還有800多人，長年住在村子里的只有100來人了，年輕的出去打工，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沒幾個壯勞力，海格牛牛一來，就成了主力，幫著老鄉(xiāng)翻地，撒蕎籽，種土豆，放羊子……

12月19日，快到農歷冬至，天氣特別冷。到了晚上，海格牛牛和史志辦派去的第一書記肖元東，以及彩洛村幾個村干部一起，坐在村委會前的空壩子上烤火，海格牛牛肚子依然不舒服，沒吃晚飯，就著炭火烤土豆吃。天黑的時候，天上開始飄雪，大伙就散了，海格牛牛往火盆里添了幾個小土豆，然后把火盆端回了屋里。他住的是村委會的活動室。

有可能是他太累了，躺下就睡著了，沒有注意到那盆炭火；也可能是他看見炭火已經熄滅了，沒注意灰燼之下炭火還在燃燒；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已經意識到那盆炭火可能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但是，他生病未愈的疲憊身軀已經不肯聽從他的意志……海格牛牛睡去之后，就再也沒有醒來。

第二天中午，王秀英帶著兒子在“豪客來”吃牛排。民族中學辦公室主任給她打電話，叫她過去一下。趕到后，王秀英得到噩耗，眼前一黑，雙腿一軟，幾乎要癱倒在地，周圍的同志連忙把她攙住。12月的西昌，陽光燦爛，氣候宜人，穿一件外套就可以過冬，王秀英卻感到一陣陣刺骨的寒冷，冷得她一個勁兒地打哆嗦。

接下來，她就像一個木頭人一樣，被人扶上車。車子出了西昌就開始翻山，爬坡，繞著山路走，三四個小時之后終于來到彩洛村。走進村委會活動室，人們給王秀英讓出一條路，海格牛牛靜靜地躺在床上，皺著眉頭，臉上帶著一絲痛苦的神情。床頭的小柜子上，放著他帶去的一堆藥，治感冒的、治膽結石的、降血糖的，還有治慢性闌尾炎的；床腳，放著那盆炭火，此時已經冰冷，灰白色的灰燼里，還有幾顆小土豆……

“牛牛，牛牛，你起來啊，起來啊，兒子還在等你呢，等你陪他踢足球呢！牛牛，牛牛！”

第一書記肖元東和村干部們含著熱淚，愧疚地說：“嫂子，嫂子，對不起，對不起了，我們沒有把主任照顧好……”

一撥撥彝族鄉(xiāng)親趕來，一個個老阿媽握住王秀英的手，熱淚橫流：好人，好人哪，主任是個好人！來過那么多干部，沒有哪個有他那么細心的。

老阿媽們的淚水，一顆接一顆，重重地落在王秀英的手背上，滾燙滾燙，這是她在那個冰冷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少有的溫暖。

下午，中共涼山州委組織部部長趕到了彩洛村，護送海格牛牛的遺體到西昌殯儀館。當晚，州長趕來，向這位犧牲在脫貧攻堅第一線的、職務最高的同志告別。25日，是海格牛牛家鄉(xiāng)一位畢摩選定的日子，海格牛牛遺體火化。

王秀英一直神情恍惚，似乎在一場夢里。組織部的領導問她：“對組織上有什么要求？”她哇地哭了：“他不在了，我們家的天塌了，我和兒子怎么辦？”

也是25日中午，州委副書記陳忠義主持會議，專門研究海格牛牛的后事以及撫恤事宜。組織部門的同志報告：“家屬主要提出三個問題：一是孩子即將入學，希望就近安排一個好一點的小學；二是海格牛牛和前妻有一個女兒，現在是電視臺聘用人員，希望優(yōu)先錄用；三是比較難辦的，海格牛牛曾經按政策買過一套經濟適用房，現在是女兒居住，而他們一家買了一套商品房，辦的按揭，還有50萬元沒有還完，海格牛牛不在了，靠王秀英一個人還貸，壓力太大，希望解決一套經濟適用房。前面兩個問題好解決，最后這個問題有點難辦，因為他已經購買過經濟適用房，享受過相關政策優(yōu)惠了。”

陳忠義一聽，頓時心里火起：“同志們，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什么？是人家把性命都犧牲在脫貧攻堅第一線了！難道不應該給他的家屬解決一套房子嗎？難道要人家從地底下爬出來找我們嗎？將心比心啊！還有，現在，我們還有那么多同志堅守在脫貧攻堅第一線，他們會怎么想��？要知道，我們在會議室坐著的時候，我們和家人團聚的時候，他們在打仗，在和看不見的敵人打仗！我們能做的、我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計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全身心地投入戰(zhàn)斗！只有這樣才能打贏這場戰(zhàn)役！誰要再干那種動搖軍心的事，別怪我陳忠義手下無情！這件事就這么定了，給海格牛牛家屬調劑一套經濟適用房，誰要是有意見、挑毛病，讓他來找我！”

很快，這件事情得到了圓滿解決。

海格牛牛和王秀英的兒子海斯巔出生在2013年5月，一個6歲的孩子，正是什么事情要懂不懂的年紀，對自己的生日記得很清楚，5月17日。

生日的頭天晚上，他問王秀英：“媽媽，我要過生日了，爸爸會給我送禮物吧？”

王秀英強忍淚水，說：“兒子，爸爸會在天上看著你，和你一起過生日的。”

“他會給我打電話嗎？”

“不能，但是，他會在夢里來看你的！”

“嗯，媽媽，你說爸爸在天上，是一顆星星，哪一顆是他呢？”

“就是最亮最亮的那一顆！”